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律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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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律分析：学说争议、认定标准与司法适用

摘要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（以下简称“帮信罪”）作为规制网络黑灰产业的重要罪名，其法律性质与司法适用始终存在理论分歧与实务难题。本文通过梳理“帮助犯正犯化说”“积量构罪说”“帮助犯量刑规则说”三种核心学说的争议焦点，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，系统分析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、主从犯区分标准、犯罪形态认定及从宽处罚规则，重点厘清“明知”的推定逻辑、“情节严重”的量化标准及罪数竞合的处理原则，并对司法实践中技术中立行为的边界、违法所得退赔范围等争议问题提出解析。

关键词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；网络帮助行为；犯罪认定；量刑规则；司法适用。

一、学说争议与法律性质辨析

帮信罪自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增设以来，其法律性质的理论分歧直接影响司法裁判逻辑，核心形成三种学说：

（一）帮助犯正犯化说

该学说认为，帮信罪将传统共犯体系中的帮助行为提升为独立正犯行为，使网络帮助行为脱离对正犯行为的从属性而获得独立评价地位。其核心依据在于：网络黑灰产业已形成“分工专业化、行为规模化、危害辐射化”的产业链（如DDoS攻击中的工具开发者、流量服务商、资金结算商等环节），单个帮助行为可同时向不特定多数正犯提供支持（即“一对多”特性）。若坚持传统共犯从属性理论，将导致大量帮助行为因正犯未到案或难以查证而逃脱处罚。

实践印证：在冷某出租电话卡案中，其出租的39张固话卡涉及100余起诈骗案件，虽单卡无法直接关联具体正犯，但法院基于行为的整体危害性认定帮信罪，体现了正犯化理论对“独立危害性”的认可。

（二）积量构罪说

该学说提出，帮信罪采用“海量行为×微量损失=总量危害”的特殊构罪逻辑，区别于传统犯罪“单次行为即达危害阈值”的“单量构罪”模式。其核心观点为：单个帮助行为（如出售1条个人信息）的危害性可能微不足道，但当行为数量累积至一定规模（如出售5000条信息）时，即产生质变性危害。相关司法解释第12条第2款明确规定，“无法查证正犯，但相关数额达入罪标准5倍以上”可独立构罪，正是该理论的立法体现。

实践意义：该说有效破解了网络帮助行为“分散化、碎片化”带来的追责困境，为打击“跑分平台”“接码服务”等规模化网络帮助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。

（三）帮助犯量刑规则说

该学说主张，帮信罪并非独立正犯，而是对网络帮助行为的特殊量刑规则，其本质仍属共犯范畴。主要理由包括：

1、从属性要求：成立本罪需以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（如为诈骗集团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时，需存在具体诈骗事实）；

2、刑罚协调性：本罪法定刑（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）轻于诈骗罪等上游犯罪，若认定为独立正犯，可能导致罪刑失衡；

3、竞合条款印证：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”，该规定表明其本质仍为帮助行为，需要依附于上游犯罪的不法性。


二、犯罪构成与认定标准

（一）主观要件：“明知”的认定逻辑

帮信罪的“明知”不要求行为人知悉上游犯罪的具体罪名或细节，仅需认识到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即可，包括“确切知道”和“应当知道”两种形态。根据司法解释，“明知”可通过以下情形推定（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1条）：

1. 交易价格或方式明显异常（如以“日结300元”高价出租银行卡）；

2. 采取逃避监管或隐蔽措施（如使用虚假身份注册账户、频繁更换IP地址）；

3. 接到举报后仍不履行核查义务（如网络平台收到用户举报后未关停违法账号）；

4. 提供专门用于犯罪的技术支持、帮助（如开发“杀猪盘”诈骗APP、制作钓鱼网站生成器）；

5. 长期为同一对象提供帮助且无合理理由（如持续为某“跑分平台”提供支付接口）。

典型案例：鲁某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出租银行卡，且无法说明租卡用途的合理性，法院结合交易异常性推定其具有“概括性明知”，以帮信罪定罪处罚。

（二）客观要件：“情节严重”的量化标准

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帮信罪的入罪需达到“情节严重”，具体包括以下情形：

1、为3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；

2、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；

3、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；

4、投放广告等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；

5、前2年内因同类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；

6、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（如造成被害人死亡、重伤、精神失常等）；

7、无法查证正犯但帮助行为总量达前述标准5倍以上（如支付结算金额100万元以上）。

三、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区分与罪数竞合

（一）主从犯的认定标准

网络犯罪链条中，主从犯的区分需综合考量行为的必要性、获利比例及技术控制力：


（二）技术支持与支付结算服务的责任边界

1、技术支持提供者：若仅提供标准化服务（如租赁服务器）且未参与犯罪策划，可认定为从犯；若开发专门用于犯罪的工具（如诈骗APP）并提供持续运维，则可能转化为上游犯罪共犯。例如，龙某东因开发“某源科技”诈骗APP且知悉“杀猪盘”运作模式，被认定为诈骗罪从犯而非帮信罪。

2、支付结算提供者：仅出租银行卡未参与资金转移的，构成帮信罪；若协助转账、套现，则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（法定刑3-7年）；若与上游诈骗团伙事前通谋，则可认定为诈骗罪共犯。

（三）罪数竞合的处理规则

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，当一行为同时触犯帮信罪与其他罪名时，适用“从一重”处断的原则：

例1：为诈骗集团开发恶意软件，同时触犯帮信罪（3年以下）与诈骗罪帮助犯（最高无期徒刑），以诈骗罪论处；

例2：出租银行卡后协助刷脸转账，同时触犯帮信罪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（3-7年），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。

四、犯罪形态的认定要点

（一）犯罪预备

预备行为需具有明确的犯罪指向性，区别于技术中性行为：

1、可罚预备：设立诈骗网站、制作盗号木马程序等直接服务于犯罪的行为；

2、非罪行为：开发合法APP后被他人滥用（开发者无明知）。

典型案例：行为人在暗网架设交易平台时被查获，因现场起获诈骗话术文档，法院认定其具有明确犯罪意图，构成帮信罪预备。

（二）犯罪未遂

帮信罪以“情节严重”为入罪条件，故未遂认定存在特殊限制：

1、若帮助行为已实施但未达“情节严重”标准（如支付结算18万元），因未满足入罪门槛，不按未遂处罚；

2、若为诈骗分子提供服务器但诈骗活动未实施即案发，因无法证明实际危害，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。

（三）犯罪中止

成立中止需“实质性切断帮助作用”：

1、有效中止：技术人员发现服务对象系犯罪团伙后，主动撤销API权限并举报；

2、无效中止：虽停止服务但未删除已泄露的用户信息库，危害仍持续的，不认定为中止。

五、从宽处罚情节的适用规则

（一）法定从宽情节的司法适用


（二）帮信罪的特殊从宽规则

1、退赃范围限制：帮信罪的退赃仅限于行为人个人违法所得，不连带承担上游犯罪的全部损失。例如，龙某东案二审撤销一审“退赔355万元”的判决，仅追缴其个人获利2.3万元。

2、未成年人保护：对未成年人实施帮信行为，若情节较轻且系初犯，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。如河南省临颍县检察院检通过“三封信”（激励信、警示信、期许信）帮教机制，对多起未成年人出售银行卡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六、司法趋势与实务启示

帮信罪的司法适用呈现三大趋势：一是“积量构罪”理论逐渐成为规制分散型网络帮助行为的核心依据，破解了传统共犯理论的适用困境；二是通过“主观明知”的严格推定与“情节严重”的量化标准，避免罪名“口袋化”；三是从宽处罚机制更趋精细化，通过认罪认罚、退赃退赔等激励行为人及时退出犯罪链条。

未来需进一步明确技术中立行为的边界（如AI模型开发者对下游滥用的责任）、“积量构罪”中无效帮助行为的扣除规则，在打击网络黑灰产与保障技术创新之间实现平衡。